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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徐晓

没有开放就没有中国保险业。

保险滥觞于14世纪的意大利，兴盛于“日不落”大英帝国，于19世纪初舶来中国。

真正的“舶来”，来自海上。

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开设谏当保安行（CantonInsuranceSociety）。

19世纪初，广州是中国唯一对外贸易通商口岸。谏当保安行的设立，标志着近代西方保险制度从此传入中国。

中国本土民族保险公司的诞生，要在整整70年之后。年，保险招商局在上海成立，这是中国第一家华商保险公司。其时，随着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署，中国门户渐次开放，上海取代广州，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也成为保险业中心。

好比那个耳熟能详的段子：

制鞋厂派出两个业务员到某岛国作市场调查，其中一个报告说，岛民世世代代不穿鞋，没有市场；

另一个说，所有的人都还没有鞋，市场大大的。岛上本没有鞋，穿鞋的游客多了，就做成了鞋市。

与其说中国保险市场“开放”了，不如说洋人“拓荒”了中国保险市场。

锣鼓点儿震天响，你方唱罢我登场，舞台上既有追光灯下的主角，也有跑龙套的配角。

20世纪40年代末，土生土长的民族保险公司说起来数量也不少，但资金实力薄弱，管理技术低下，承担风险的能力有限，不得不把大部分业务分到国外市场或分给设在国内的外商。民族保险业的业务范围、业务规模，甚至章则费率等，都要受外国资本的控制与支配。弱者被剥夺了发言权。

历史资料记载：年9月，武汉已经解放，共有6家保险公司自动复业。按当月净保费总收入算，5家私营华商保险公司加起来才占46.03%的市场份额，而外商美亚保险公司一家就占了53.07%。5家华商公司的自留额合计万元，而美亚一家的自留额就达到万元。

武汉市军管会金融处分析道：“这样外商与华商就形成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即华商因为限额小，每有溢额，必须分与外商，而外商公司因为限额大，自己的业务很少会分出来。”

在上海，解放前夕，十里洋场聚集了63家外商保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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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Today-

黯然离场与光荣撤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并没有把外商保险公司扫地出门，而是采取了一些策略，让它们自生自灭。

首先取消了外商在华的种种特权，如华洋两种费率等，制定了新的保险规章制度和统一的保险费率，所有外商保险公司都要遵守。而且对其业务经营采取严格管理的政策，禁用外币保单，禁止挪用保费经营商业或拆放私人生意等，如有违反，一律拿下。

瑞士巴噜士保险公司就撞在了枪口上，该公司藐视法令，自年6月至年5月在上海暗中签发外币火险保单51张，结果被上海市军管会金融处勒令永久停业。

另一方面，军管会组织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联合成立分保机构，民族保险业的分保问题不再依赖外商保险公司。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之后，对国外保险市场的分保关系统一由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公司办理。外商保险公司失去了为数很大的分保收入。

同时，随着外国在华工商企业的收缩、转让和停业，外商保险公司的直接业务来源也日益萎缩。

据“老保险”回忆，解放初，外商企业还没有被没收，一些规模很大的公用事业，如电车公司、电力公司，以及一些轻重工业，基本上都是外商在经营，它们都是洋保险商的客户。所以，上海洋保险商的保费收入比华商私营保险公司还多。

后来慢慢地就不行了。如法商电车公司，政府不允许它涨价，车票还是几分钱，而它的外籍雇员工资很高，几个月后就亏损了，职工工资都发不出来。政府便在资金上支持它，逐步把它收归国有。

一份统计资料称：

年在中国的外国保险公司的保险费收入要占全国保险费收入的62%，年降低到9.8%，年降低到0.4%，年降低到0.1%，实际上完全被排斥了。

这样，到年底，外国在华保险公司都陆续申请停业，自动撤出中国保险市场。

不同于西方国家保险商的黯然离场，“老大哥”的保险机构却是光荣撤退。

年，苏联红军占领旅大。年，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在大连建立驻东北总代表办事处，主要承办苏联企业的火灾保险业务，也兼办中国企业的保险业务，如中长铁路、大连造船厂、远东电业局和秋林洋行等单位的财产保险。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成立后，该办事处将所承办的大部分企业财产保险移交给了人保。年，苏联红军撤退回国，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指示其驻东北总代表伊米里雅诺夫，将所有在东北的保险业务无偿移交我国，并于12月31日举行了移交手续的签字仪式。

《中国保险史》对此描述十分动情：

苏联国外保险管理局驻东北总代表办事处设立7年来，曾经不断地介绍苏联保险业务的理论和工作经验，对中国人民保险事业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在移交工作中，他们以慎重细致的友好合作态度，认真贯彻无偿移交的原则，充分表达了苏联政府和人民兄弟般的情谊，体现了高度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中苏保险同业间的友谊与合作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几十年之后，中国保险市场上又逐渐开放，数十家外资保险公司挤进门来，只是没有一家来自原苏联或其加盟共和国，最多的倒是美国公司。

世道沧桑，实在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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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Today-

开放重启：为什么是上海？为什么是AIG？

从年所有外国公司撤出中国到年中国再度开放市场，相隔整整40年。

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启动，西方列强再度蜂拥而至。

最先抢滩中国的是美国人和日本人，美国国际集团（AIG）和东京海上火灾保险株式会社几乎同时于年7月在北京设立了联络处。

十多年后，当中国保险市场真正开始对外开放时，这两家外资公司相继摘金夺银，分别于年、年获准在上海设立分公司，经营保险业务。年，还是在上海，由中国总理李鹏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剪彩，首家合资保险公司中宏人寿开业。

中国政府选择上海作为第一个开放城市，不是偶然的。

上海历来就是一个港口城市，具有开放的传统，上海的工商企业和市民对外来事物的承受能力较强；上海是中国保险业的发祥地，保险的根基比较深厚；上海的市场经济比较发达，上海的保险公司不仅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与国际惯例接轨也比较容易。

用朱镕基的话说：“上海人精得很，不比AIG差。”兼有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条件，上海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试验田。

最幸运的是AIG。中国保险市场开放的速度虽然不算太快，但每一次扩大开放，总是AIG摘到第一个果子。

在有些情况下，看起来倒像是AIG的力量把中国保险市场的大门一点点推开。继上海之后，AIG又于年取得执照在广州营业，年开始进入深圳保险市场，并且每到一地都是两家公司：友邦保险公司（AIA）经营寿险业务、美亚保险公司（AIU）经营财产险业务。

AIG独享尊荣不是偶然的。

作为世界知名的大型商业集团之一，AIG具备呼风唤雨的能量，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AIG都被认为是一家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公司，每当中美之间发生一些摩擦与龃龉时，每当美国政客需要拉选票时，AIG都表现得十分活跃。

由于以上原因，AIG与中国高层的关系非同一般。有资料称：年，AIG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应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邀请，担任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首任主席；年，接受北京市政府邀请，担任北京市政府高级经济顾问，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海外金融家；年，获颁“上海荣誉市民”称号；年，获广东省省长邀请，出任广东省经济发展国际咨询会顾问。格林伯格每年都会来中国走走，并且常常成为中国高官的座上宾。

龙永图的记述是这样的：

格林伯格在美国企业家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尤其是在保险金融界更是号称世界金融保险的教父。他年进入保险业，一直到年出任美国国际集团（AIG）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20世纪80年代后期，格林伯格多次来到中国，来到上海，并认识了当时担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制裁，很多外资企业撤出中国。

格林伯格在这个时候，无视美国政府的制裁，决定投资中国，并在上海成立美国友邦保险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从这个时候开始，格林伯格和朱镕基总理成了朋友。朱镕基很珍视他对中国的友谊，也很尊重他是个战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格林伯格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所以他有一种一般人没有的智慧和勇气。

对于AIG在华享受特殊优待，包括它的美国同胞在内的其他外资保险公司多有怨言，但AIG不以为意。

年6月7日，友邦北京分公司开业，格林伯格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对他们的抱怨我根本不在意，晚上照样睡觉。二十多年来，我每年一次、两次、多次地来中国，帮助改善中美关系。AIG每年投入上百万美元资助中国教育，还斥巨资购买中国流失海外的文物归还中国。那些公司在干什么呢？他们要抱怨就抱怨好了，我可以借给他们一个扬声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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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ranceToday-

领导也会遭遇“信息不对称”？

年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开放元年”。

年初，“国”字号的各大银行和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照例要在北京召开年度工作会议。1月14日，国务院总理李鹏与会议代表们座谈，在听取了人保公司的汇报之后，李鹏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谈到市场开放问题，他是这么说的：

至于是否允许外国保险公司进来,我不知道人民银行是怎么研究这个问题的。我看一般不要引进来。保险是一本万利的事情,这是个专利,要保持我们的专利。如果你和外国人合资是为了学习先进技术,可以聘请一两个外国专家嘛。总之,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把保险事业办起来,办好自己的事情。

“我看一般不要引进来”言犹在耳，AIG就于年9月下旬拿到了进入中国的营业执照，美国友邦人寿保险公司扛着“回老家”的牌子登陆上海滩，成为第一家进入中国的外资保险公司。人民银行甚至专门为此于7月份匆忙出台了《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

对外开放是“一盘大棋”，非经长期酝酿不可能定盘，非经最高层研究不可能决策，包括开放的布局、步骤和试点城市等等。

早在年4月，国家就已确立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决策，建立了全国唯一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作为对外资金融业开放的实验基地与发展中心，此后绝大多数外资保险公司落沪后都设在这个区内。

年春，邓小平视察上海时指出：“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

还说：“深圳是面对着香港的，珠海是面对着澳门的，厦门是面对着台湾的，而浦东是面向世界的。”所以，决定逐步开放金融保险市场，并且选择上海作为对外开放的试点城市，不可能是临时起意。

从1月14日总理表态，到9月下旬发出第一张准入证，也就8个多月时间。要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玩了个度的大调头，不管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莫非总理不知情？

大领导金口玉言，不是随便说说的，表态之前总要了解有关情况吧。1月14日与李鹏总理一起出席全国银行分行行长、保险分公司总经理座谈会的还有：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主掌大国经济金融的大佬几乎悉数在场，他们事先都没跟总理报告一声吗？

蹊跷得很。

后记

未完待续，开放是个进行时

上海的一份统计资料称：

年美国友邦登陆上海时，上海保险市场主体仅人保、太保和平安（产寿合营）；到年底，有外资12家、中资11家，外资超过中资。

年，上海市场保费收入仅21.39亿元；至年末，已达.20亿元，平均年增长38.7%。

其中外资保险公司的保费收入平均增长斜率趋势为2.51，增加速度相对平稳；而中资保险公司的平均增长斜率趋势为12.60，远远大于外资保险公司。

该资料称：回顾上海保险市场对外开放8年的历史，其步骤是稳妥、谨慎和有序的，效果是明显的，方向是正确的，总体上是成功的。

现在上海已基本形成一个保险机构多家并存，互相竞争、经营规范、共同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人才，具备全国示范效应的保险市场，为我国加入WTO后进一步发展，全面参与全球竞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继上海之后，广州、深圳、重庆、天津、大连等城市相继对外资开放。

关于市场开放，朱镕基曾有精彩论述：“所谓第三服务行业的开放，主要指金融保险事业。中国这么大个市场，不但是商品市场，也是一个非常广阔的金融和保险市场，不开放是不行的。你要赚人家的钱，要做生意，要利用外资，这个门关得紧紧的，什么都不能来，那怎么行呢？”

他还说：“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先进的管理经验、先进的经营方式、先进的技术手段怎么能进来呢？像AIG在上海引进一个代理人制度，它一下发展很快，但是我们的人保上海分公司，马上采用这个办法，我们现在用的代理人超过了AIG。上海人精得很，不比AIG差，但上海人再聪明，AIG不进去，没有代理人制度，没有样板，他也就引不进这个制度。”

关于开放的策略，他说：

第一，我们在开放的速度、范围方面，一定要适应我们自己的监管能力，人民银行把它管起来，把它控制在那个范围里面……

第二，我们要逐步创造一个平等竞争的条件……

第三，要锻炼我们自己的队伍。我们老怕竞争，老关起门来，怎么进入全世界？他打入你的市场，你就不会打入他的市场啊？就那么自卑？……我们完全可以打进去，这个开放是双向的。所以我相信我们的能力，也一定会逐步地提高。

朱镕基发表这番讲话的时候是年。

从年起，人们可以感觉到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速度明显加快，并且，越来越紧密地与中国加入WTO的谈判结合在一起。

这是后话。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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