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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这是清代一位诗人的名言，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予以引用，深表赞同。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俄罗斯作家说：文学本是放荡不羁的野马，但政治家却总想把它们套进自己的车辕里，为自己拉车。 　　把文学比作野马对不对呢？这大概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反对者可以列举家养牲畜以及栽培谷物对人类不可磨灭的贡献，千里马不也是人饲养的吗？宫廷音乐，宫廷绘画，宫廷舞蹈不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传世之作吗？赞成者则可以拿大自然作参照，比如真正的参天大树是长在原始森林里，最鲜艳的花总是开在野山上，人造的钻石总无法与天然的媲美，野人参的价格较人工栽培的要贵上千倍。各执一词，怕是不大好说得清。那就用最笨拙的归纳法，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名著一个个搬出来考察，看有多少是野生的，有多少是家养的。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太多，姑且置之勿论，仅以中国的实际来看，那情况就很明白：从《诗经》、《离骚》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直到鲁迅、郁达夫、巴金等大家，一个个数下来，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不敢说是完全，起码绝大多数是民间的自发产物，是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若再从理论上讲，那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从来都是相互独立的，都属于上层建筑。政治的职能是规范和管理社会，文学则是个人主观世界的抒发。这种抒发需要真诚，需要想象力的自由驰骋，需要尽显个性，不能吞吞吐吐，更不能言不由衷胡编乱造。这就决定了文学的民间性，也就是野性的本质。这当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是井水不犯河水。恰恰相反，文学常不免要涉及政治。中国的古人就提倡用诗文“箴时之弊，补政之缺”，要“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但这决不等于是说文学要从属于政治。文学与政治各有其内涵，又各有其外延，是两个独立的圆。这两个圆有重合之处，重合的面积时大时小，但终究是相互独立的。 　　就以抗战时期来说吧。日寇入侵，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作家能不为抗战服务吗？应该，完全应该。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作家都自觉地投身抗战，也就是在去为最大的政治服务。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有的作家硬是坐在书斋里搞自己的自留地，钱钟书依旧在写他的《围城》，张爱玲依旧在写她的《倾城之恋》，也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在为民族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文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那就不仅是文学的不幸，也是政治的不幸。就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作家吧！因为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他们的许多呕心沥血之作如今都成了昨日黄花，令人惋惜。令人惋惜的不仅是那许多呕心沥血的作品，那浪费的才华更令人痛惜！那是一批多么出色的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无法模仿，也无法复制。比如赵树理的朴素，比如孙犁的明丽，比如周立波的轻灵，比如马烽的机敏，比如沙汀的简练，比如峻青的严整……我们只要随便读一段文字，就能辨认出是谁的作品。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就可谓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了，具备鲜明风格的作家还有谁呢？或有，怕也是极个别的吧。当然，说他们没一点风格也不对，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如果是同一棵树上的树叶，能有多大差别呢？缺乏独特风格的作家能叫作家吗？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突然一下子平庸化了呢？原因多多，但以我之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老一代作家们出身是野性的，他们是长成后才给拴上马车，给圈养起来的。他们是圈养的第一代，是野性未退的一代。而现在的大部分作家，则是圈养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的野性已丧失殆尽，即便放开羁绊，任其驰骋，也顶多尥几个蹶子，不会有野马的狂放不羁了。谓之“疲驴”太难听，但似乎也差不多吧。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