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马疲驴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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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作诗文者,宁可如野马,不可如疲驴。”这是清代一位诗人的名言,袁枚在《随园诗话》里予以引用,深表赞同。差不多同一时间,一位俄罗斯作家说:文学本是放荡不羁的野马,但政治家却总想把它们套进自己的车辕里,为自己拉车。   把文学比作野马对不对呢?这大概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反对者可以列举家养牲畜以及栽培谷物对人类不可磨灭的贡献,千里马不也是人饲养的吗?宫廷音乐,宫廷绘画,宫廷舞蹈不也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传世之作吗?赞成者则可以拿大自然作参照,比如真正的参天大树是长在原始森林里,最鲜艳的花总是开在野山上,人造的钻石总无法与天然的媲美,野人参的价格较人工栽培的要贵上千倍。各执一词,怕是不大好说得清。那就用最笨拙的归纳法,把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名著一个个搬出来考察,看有多少是野生的,有多少是家养的。世界性的文学名著太多,姑且置之勿论,仅以中国的实际来看,那情况就很明白:从《诗经》、《离骚》开始,到唐诗、宋词、元曲,再到《三国演义》、《红楼梦》、《聊斋志异》,直到鲁迅、郁达夫、巴金等大家,一个个数下来,我们可以看出,伟大的作家和伟大的作品不敢说是完全,起码绝大多数是民间的自发产物,是野生的,不是家养的。  若再从理论上讲,那文学是文学,政治是政治,从来都是相互独立的,都属于上层建筑。政治的职能是规范和管理社会,文学则是个人主观世界的抒发。这种抒发需要真诚,需要想象力的自由驰骋,需要尽显个性,不能吞吞吐吐,更不能言不由衷胡编乱造。这就决定了文学的民间性,也就是野性的本质。这当然不是说文学与政治是井水不犯河水。恰恰相反,文学常不免要涉及政治。中国的古人就提倡用诗文“箴时之弊,补政之缺”,要“和性情、厚人伦、匡政治”,但这决不等于是说文学要从属于政治。文学与政治各有其内涵,又各有其外延,是两个独立的圆。这两个圆有重合之处,重合的面积时大时小,但终究是相互独立的。   就以抗战时期来说吧。日寇入侵,国家正在生死存亡的危难关头,作家能不为抗战服务吗?应该,完全应该。事实上当时大部分作家都自觉地投身抗战,也就是在去为最大的政治服务。但即便在那样的时代,有的作家硬是坐在书斋里搞自己的自留地,钱钟书依旧在写他的《围城》,张爱玲依旧在写她的《倾城之恋》,也是无可厚非的,都是在为民族文化事业添砖加瓦。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样,文学完全成了政治的附庸,那就不仅是文学的不幸,也是政治的不幸。就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作家吧!因为全心全意为政治服务,他们的许多呕心沥血之作如今都成了昨日黄花,令人惋惜。令人惋惜的不仅是那许多呕心沥血的作品,那浪费的才华更令人痛惜!那是一批多么出色的作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无法模仿,也无法复制。比如赵树理的朴素,比如孙犁的明丽,比如周立波的轻灵,比如马烽的机敏,比如沙汀的简练,比如峻青的严整……我们只要随便读一段文字,就能辨认出是谁的作品。相比之下,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家们,就可谓是千人一面,千部一腔了,具备鲜明风格的作家还有谁呢?或有,怕也是极个别的吧。当然,说他们没一点风格也不对,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相同的两片树叶;但如果是同一棵树上的树叶,能有多大差别呢?缺乏独特风格的作家能叫作家吗?   为什么中国的作家突然一下子平庸化了呢?原因多多,但以我之见,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老一代作家们出身是野性的,他们是长成后才给拴上马车,给圈养起来的。他们是圈养的第一代,是野性未退的一代。而现在的大部分作家,则是圈养的第二代,第三代,身上的野性已丧失殆尽,即便放开羁绊,任其驰骋,也顶多尥几个蹶子,不会有野马的狂放不羁了。谓之“疲驴”太难听,但似乎也差不多吧。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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