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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李娜老师赐稿
本文原刊于
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第2期
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中的注诗观及诗注订补数则
文丨李娜
文学博士渭南师范学院教授
从事中国文学、审美文化史、中西方文化交流研究
摘要：细读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总结、提炼分散或暗隐于补注中的注诗观，包括诗意、字面与出典的合辙，注诗的多方排比、旁观穷尽与古今中外会通，探源与索流之注，事关作诗法门的引申之注，注出语法、句法、结构、音韵格律及其脉流，援引偏差、过度索隐与坐实、“截搭无理”的订补等，可知其层层剥茧条析诗句、于古今中外文艺中溯源觅流的注诗方式，不仅精准、详切、系统，探到诗句用字、造句乃至诗意的精髓，切入诗人与诗作骨髓并突破古今之隔，亦令人得以窥知诗句前后师承处，后人评点、断语的粗疏、错漏处。循其注诗理路，不仅可发现其补注中仍需商榷、订补的数则诗注，亦可对其注诗观再作增补，如承袭诗句的最早脉流亦应出注，诗境、诗味、诗趣的合辙之注，同源巧妙构思之注等，为诗注的臻于至善提供极富意义的启示。
关键词：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注诗观
钱锺书先生的《黄山谷诗补注》是历代任渊、史容《山谷诗集注》补正之集大成之作，对黄庭坚、钱锺书乃至注诗、诗学等研究均意义重大。但有关钱锺书诗注的研究，多聚焦于《宋诗选注》，包括选目的评价与争议，《宋诗选注》的评价、纠误补阙、价值、写作特色、研究方法，“钱评宋诗”理论体系研究等[①]，对《黄山谷诗补注》却多仅在钱钟书研究尤其是诗学研究中被点及，专题研究极少，如《钱锺书传》[②]中提及“《谈艺录》的‘艺’，即《山谷诗补注》一则所标示的在字面事料之外的‘识诗意’”[1]；《校注算什么？——从钱锺书的治学谈起》一文例举其深受冒效鲁感发：“‘别取山谷诗天社注订之，补若干事而罢’（见《钱锺书传》第二章）……‘补若干事’，实际上也是一种校注……所谓补注，是在前人已注的基础上作一补充”[2]；王诃鲁《钱钟书山谷诗任史二注补注读解》的专论指出“钱先生根据‘阐释之循环’的原则”[3]，发现了二注的优长与疏失，但仅是总结了钱先生对任史二注的认识，并未系统观照其注诗观念，亦未循此订补其补注；吴晓蔓《钱锺书黄山谷诗补注对内集注补正举隅》的专论，虽概括出钱氏的补正包括：“补注典故的出处、句法的出处、诗意的原型、名物地名人名等名词、背景今典，校勘和纠正黄庭坚的用事之误等”[4]，但不全不细，有待细致、系统的研究。
本文在细读《黄山谷诗补注》的基础上，归纳、提炼分散或暗隐于补注中的注诗观点、原则，发现其层层剥茧的注诗方式，不仅探到所注诗句用字、造句乃至诗意的精髓，亦在条析源流基础上，于中国文化中上下溯源觅流，以求诗注之精准、详切，还向外探源，时时穿插外国文艺的相通处，从而寻求古今中外会通的注诗方法，令人得以窥知诗句的前后师承，了悟后人诗歌评点、断语的粗疏、错漏，的确是深通注诗之法门。然循其注诗观，仍有需补足、商榷处，遂订补钱先生补注八则，商补其注诗观三则，以期对今人的诗注乃至古籍整理有所补益。
一、《黄山谷诗补注》中的注诗观
《黄山谷诗补注》中的注诗观细审包括以下几点：
1.诗意、字面与出典的合辙
钱先生所言诗注的契合包括三层含义：
其一，诗意的契合。在补注开篇钱先生即例举方虚谷《灜奎律髓》云“已讥任注卤莽，只能言山谷诗字面事料之所出，而不识诗意”[5]12，对其注诗基本原则开明宗义：注诗不应仅注事料，还应通晓诗意，与诗意契合。亦在具体的实践中反复强调，如补注第三十三条认为《题驴瘦岭马铺》“‘病人生入鬼门关’，天社注引班超‘但愿生入玉门关’语”[5]24不宜，宜引沈佺期《入鬼门关》，杨炎《流崖州》，并进一步解释：
余引杨炎流崖州至鬼门关作诗正之，非徒以其字面为“生度鬼门关”也。班语乃终得首邱之奢愿，杨黄句则渐入瘴乡之绝望；班谓残生向尽，尚冀生还，杨黄谓忍死须臾，难逃死地。天社望文碎意，心知未安，曰“借用”者，为知命解嘲而实自解嘲耳。[5]24
这段对天社诗注的否定，其实透露出其一以贯之的注诗观：注诗须与诗意契合，而不能望文碎意。
再如新补第五条：“《寄上叔父夷仲》：‘百书不如一见面。’天社注引《汉书》‘百闻不如一见’，又世传退之《与大颠帖》：‘……读来一百遍，不如亲见而对之’……似都不切”[5]38，强调注诗先要意切，形似意不切则谓之不切。
本此观念，钱先生认为《题阳关图》《演雅》《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次韵中玉水仙花》《赣上食莲有感》《又和斌老第二首》《次韵文潜》《次韵题粹老客亭诗后》《题落星寺》等的诗注，均存在“未明诗旨”，以致只注出字面，却离诗意甚远，甚至南辕北辙的问题，申说了悟诗意方能精切注诗的原则。
其二，为每个字找到着落的字面契合。字面的注释虽已为注诗通则，但钱先生反复强调应尽量为每个字词找到源头，才能使诗注真正契合诗句，避免张冠李戴。如补注第二条认为“《演雅》云：‘春蛙夏蜩更嘈杂。’天社引《诗》‘五月鸣蜩’……《困学纪闻》卷十八谓出杨泉《物理论》：‘虚无之谈，无异春蛙秋蝉，聒耳而已’是也”[5]12，钱先生所引注释的确从字面上让春蛙、蜩、嘈杂都有了着落，更贴切。
再如补注第三条：
《演雅》云：“江南野水碧于天。”天社注引卢仝：“水泛碧天色。”
按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引温庭筠乐府：“春水碧于天”，皮日休《松陵集》：“汉水碧于天。”以此为长。[5]12-13
仔细查看，天社之注的确在字面的契合度上不如温诗与皮诗，黄诗的“水碧于天”四字在温诗与皮诗中都找到了着落。
其三，为每个典故找到着落的出典契合。钱先生亦反复强调给每个典故找到“着落”，务必将每一词条解释清楚，而非仅解释其中一字，才能找到真正契合的源头。如补注第一条：
《林夫人欸乃歌与王稚川》第二首云：“从师学道鱼千里。”天社引《齐民要术》载《陶朱公养鱼经》，略谓：“以六亩地为池……鱼在其中周绕，自谓江湖。”按山谷此事凡四使……张邦基《墨庄漫录》卷三曰：“山谷诗‘争名朝市鱼千里’。《关尹子》云：‘以盆为沼，以石为岛，鱼环游之，不知其几千万里不穷也。’”又龚颐正《芥隐笔记》曰：“山谷用鱼千里事，盖出《关尹子》……”“千里”字有着落，说较天社为长。[5]12
可见钱先生认为仅解释“鱼”，未为“千里”找到出处，并非真正出处。
以此观念，钱先生补注第四十七条认为：
《次韵答张沙河》云：“亲朋改观婢仆敬，成都男子宁异今。”青神注上句引孟郊诗，是也。下句引《汉书·萧望之传》：“杜陵男子”，大误。按《三国志·张裔传》，裔，成都人，北诣孔明咨事，送者数百，还与所亲书云：“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沙河令亦姓张，故用其语。[5]29
此补注亦涉及到出典的贴切问题，黄注仅注意到“男子”，却忽略了相当重要的决定注释正确与否的密码——“成都”及“张沙河”，将“成都男子”割裂开，以杜陵男子来作注，于是出现了张冠李戴之误。而钱先生所引为“成都”“男子”均找到着落，无论是事还是人物之姓，均谙合。
补注第五十七条又指出“《以虎臂杖送李任道》‘八百老彭嗟杖晚’”[5]33青神注仅解释了“老彭”，未
作注需尽可能作竭泽而渔的穷尽排比，包括与其他诗人、作品，诗人自身作品，西方作品等。于此不仅可见诗句的源头，一脉传承处，以及众多诗句间的相似处，甚至还可看出诗人创作的喜好、师承。
如补注第三十条认为“《次韵杨明叔见饯别》‘皮毛脱落尽，唯有真实在。’天社注引药山答马祖云：‘皮肤脱落尽，唯有一真实’，又引《涅槃经》云：‘有娑罗林。中有一树……其树陈朽，皮肤枝叶悉皆脱落，惟真实在。’按天社说是矣而未尽。《寒山子诗集》……结句云：‘皮肤脱落尽，惟有真实在。’山谷盖全用其语”[5]23，同时指出“此喻佛典常见”，又拈出数例。
再如补注第五十六条指出《题阳关图》奥妙处即“听觉补充视觉之理”[5]31后，对其作出详尽补订，包括国内诗人的题画诗句，如曹子建《七启》，李太白《观元丹丘坐巫山屏风》，白乐天《画竹歌》，陆放翁《曝旧画》等。并用张彦远《论画工用搨写》，郑毅夫《记画》等的画论，还采用了但丁，《荷马史诗》之论，将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与绘画等艺术打通，做到了注诗的时间、空间、学科间的会通。
而新补六针对天社无注的“《再次韵杨明叔·引》‘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5]38，以《东坡题跋·题柳子厚诗》、希克洛夫斯基、歌德、诺瓦利斯、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雪莱、福楼拜、尼采、巴斯可里等订补、注释，不仅钩沉本源，订正错讹的流布，而且多方引证，力求旁观穷尽与古今中外的会通。
3.探源与索流之注
钱先生亦认为作注要尽量找出文句最早、最接近的出处，且不止探源，还应看受其影响的流，并在内容上保持一致。如补注第十七条“《戏答王定国题门两绝句》之二云：‘花里雄蜂雌蛱蝶，同时本自不作双。’天社引“李义山《柳枝》‘……蜂雄蛱蝶雌。同时不同类……’”[5]17，钱先生认为此意义山沿袭的是汉人旧说。接着例举《左传》，《列女传·孤逐女传》等句，进一步指出：“义山一点换而精彩十倍，冯浩《玉溪生诗详注》未尝推究本源，徒评以‘生涩’二字，天社亦不能求其朔也”[5]17。
再如新补七在订正了天社对《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赣上食莲有感》的意不切之注后，梳理诗意的源与流，包括王序《离骚经传》、太史公《屈原贾生列传》的引用，《四十二章经》、宋陆佃《依韵和双头芍药》、苏轼《答王定国》等，并在补正中指出此意“以莲揣称高洁，实为释氏常谈……《爱莲说》……而有拾彼法牙慧之嫌。故牟巘《阳陵先生集》卷四《荷花》诗序谓此花‘陷于老佛几千载，自託根濂溪，始得侪于道’……此喻入明，渐成妓女之佳称……道学家必谓莲花重‘陷’矣”[5]41-42。
4.事关作诗法门的引申之注
钱先生订补语涉作诗之法的字词会详尽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包括比喻的运用，句子的次第安排，诗歌的遣词用句等。如新补十“《次韵高子勉第二首》‘行布佺期近’”，钱先生加按语：
释志磐《佛祖统纪》卷三上曰：“华严所说，有圆融行布二门，行布谓行列布措。”《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七《题明皇真妃图》曰：“故人物虽有佳处，而行布无韵，此画之沉疴也”……范元实《潜溪诗眼》记山谷言“文章必紧布置”……曾季狸《艇斋诗话》记人问苏子由，何以比韩子苍于储光羲，子由答曰：“见其行针步线似之。”著语酷类，用意倘亦似耶。窃谓“行布”之称，虽创自山谷，假诸释典，实与《文心雕龙》所谓“宅位”及“附会”，三者同出而异名耳。[5]42
新补十二“《荆南签判向和卿用予六言见惠次韵奉酬》第三首：‘安排一字有神。’天社注：前辈诗曰：‘吟安一个字’”[5]46，天社的注释仅引一首诗，但钱先生对此注释则作以大量排比，以说明安排用字的困难与重要，并提取安排字的观点。所列包括卢延让《苦吟》，《全唐诗》载无名氏诗句，《文心雕龙?练字》，诗派的范元实、方虚谷的练字之说，《春明退朝录》《唐子西文录》《朱子语类》等说。又言“异域评文，心契理符”[5]48，大量罗列异域之说，如儒贝尔的妙说、古罗马佛朗图、古天竺论师、法国布瓦洛之说等。
可见多方阐发，钩玄抉微，甚至探究出作者并未深透的意义，才是钱先生注诗所要追求的最高境界。
5.注出语法、句法、结构、音韵格律及其脉流
中国古代并无系统的语法体系，传统诗注偶尔也会比较形式相似的诗句，但仅是蜻蜓点水式的提说，而钱先生则以中外古今会通的知识体系，提出适应新变化的注诗观，提倡就诗句语法、句法、结构作注，且致力于勾勒其脉流。如补注七指出“《送王郎》‘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5]13天社未注句法出处。接着从句法角度援引“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二十九谓仿欧公《奉送原父侍读出守永兴》：‘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等语。孙奕《示儿篇》卷十谓顾况《金珰玉佩歌》云……山谷仿作云云；晁无咎仿作《行路难》……”[5]14等例，并认为“胡孙二说皆未探本”[5]14，拈出“鲍照《行路难》‘奉君金卮之美酒’”句，指出“欧黄两诗……盖均出于此，与顾歌无舆”[5]14。
再如补注第二十五条针对“《自巴陵入通城呈道纯》‘野水自添田水满，晴鸠却唤雨鸠归’”的诗注，指出“《瓯北诗话》卷十二论香山《寄韬光》诗以为此种句法脱胎于右丞之‘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窃谓未的。此体创于少陵，而名定于义山”[5]20，接着梳理此句法的运用脉流，并指出此句式的运用至黄庭坚已“早成匡格”。
无论近体还是古体，音律都是中国古代诗歌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然古今诗注对此往往忽略不计，而钱先生不仅极为
